文藝理論和文藝美學的探索者

——王岳川教授訪談錄

王岳川 北大中文系教授

黎瀟逸 北大中文系博士后

黎瀟逸：王老師好。您在北大中文系已經從事教學科研30多年了，可謂著述頗豐，弟子很多。您最初是如何選擇進入中文系學習、工作的，有怎樣的學術體會？

王岳川：1977年冬，我參加了十年文革結束后的第一次高考?？荚囀刮医K于完成了人生的一個儀式，文革中那與書無緣的時期成為了歷史。當時重點大學的錄取率不到萬分之一，中文系最熱門，而國際關系、財經、法律，都沒有文史哲熱。77年大學生進大學后，徹底改變了大學的讀書風尚，同學們廢寢忘食你追我趕唯學問是高在大學四年心定神閑地讀書。我長期三點成一線地生活：圖書館-教室-寢室。在圖書館我整整看了三年的善本書，抄錄的學術卡片有幾萬張。每日十幾個小時昏天黑地狂讀諸子、經史，尤好杜甫詩歌。最終寫成一篇長達7萬字的學位論文《杜甫詩歌意境美》，完成了大學的學術初階。

大學畢業我分到教育部中央教科所工作，兩年以后，我重回大學進修訪學——到北大哲學系學習。一年進修生活即將結束，我決定考北大研究生，開始惜時如金地玩命復習，最終考進了北大中文系。我想，凡事有道，讀書亦有道。于是慢慢摸索讀書門徑：泛讀，精讀，讀經典，讀對經典的闡釋和論戰，讀善本，讀善本提要，補“小學”（文字訓詁），補史（史識、史料、正史、野史）；從疑處疑，也從不疑處疑，從跟著說到自己說，力求說點新東西，并不憚于不成熟。留校任教后，我花了一年時間翻譯出版《文藝現象學》（中國文聯出版社）這20萬字書稿以后，還出版了一部25萬字的《藝術本體論》（上海三聯）。其后，翻譯出版了《后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北大出版社），撰寫出版《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北大出版社）。學術上我堅持“學無古今，學無中西”的理念，堅持“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偏廢?！傲x理”主要是指哲學入思方面，“辭章”大抵指語言修辭運用方面，“考據”則側重對考古學最新材料的運用和文獻學修養的根基。在研究中我強調文本細讀和考據相結合的方式，主張在讀東西方大哲思想時，注意考量每位思想家的思想脈絡，考察其怎樣進行思想“還原”？在知識考古學的“人文積層”中解決了什么問題？解決到何種程度？有何盲視？怎樣評價？如果將人類思想的進展比做一個環環相扣的鏈條，要進一層弄清楚他們屬于學術中的哪個環？他們用了怎樣的方法去試圖打開這個思想鏈條上的結？

在我看來，自己的學術旨趣的確有一個轉變深化的過程：從西學研究著作《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后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文藝現象學》，《藝術本體論》，《文藝學美學方法論》，《后殖民與新歷史主義文論》，《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二十世紀西方哲性詩學》，《20世紀西方文藝理論叢書》9卷本，《后現代后殖民主義在中國》，《王岳川文集》四卷本，《中國后現代話語》，《西方藝術精神》，《當代西方最新文論教程》，《當代西方美學主潮》，《20世紀西方文藝理論》，到國學研究著作：《大學中庸講演錄》，《君子之美：王岳川講大學中庸》，《發現東方》，《文化輸出》，《文化戰略》，《中國鏡像》，《全球化與中國》，《中國文藝美學研究》，《后東方主義與中國文化復興》，《中國書法文化大觀》，《書法藝術美學》，《書法文化精神》，《書法身份》，《簡明中國書法史》《簡明中國書法理論史》等。我在學術上主張“發現東方，文化輸出，會通中西，重鑄身份”；藝術上提倡“文化書法”，強調“回歸經典、走進魏晉、守正創新、正大氣象”，致力于中國書法文化的世界化。

黎瀟逸：您本科時曾從事杜甫詩歌研究，而后來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西方文論和文藝美學。能否簡要談談胡經之老師對您的影響？他在哪些方面對您幫助最大？

王岳川：本科打下了經、史、子、集的國學基礎，研究生階段我集中精力了解西方文藝理論，出版了十幾部西方文論和美學的著作，努力踐行王國維提倡的“會通中西”之路。胡經之教授1980年提出創立“文藝美學”學派和學科，其后在北京大學1982年開始招文藝美學碩士，在北大出版社出版文藝美學叢刊和叢書專著，形成的一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文藝美學流派，北大中文系文藝美學在全國影響甚大。

百年前北大蔡元培校長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不相信神的民族，儒家道家佛家背后一般都沒有絕對神的空間，因此蔡先生提出用美育——“美”來取代背后的神。而如今似乎”以美育代宗教”似乎有些落空了?？匆幌聜髅缴系男□r肉、娛樂至死；影視界肥皂劇的抄襲之風；書法界的怪書、誕書、氓書之類，把我們的“漢字文化圈”的漢字文化、書法漢字，漢語言說方式糟蹋了。書法還美嗎？美是什么？中華民族長期以來是強調生活當中產生美，而人們寫著不少一些空洞的文章，卻沒有全面去研究中華民族的藝術精神，中國的藝術審美體驗，中國美學情懷。我認為中國經驗中國身份，中國言說方式，中國的話語非常重要！我們的科技經濟和軍事越來越強，而文化教育卻沒有同樣硬起來。錢理群教授說：一些大學生正在變成“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我們急需兩手都硬，文化硬則國家強!硬實力不行，一打就??；軟實力不行，不打自??！

胡經之先生當年在北大中文系創立的文藝美學學科成為中國的文藝理論和美學的二級學科，不僅在北京大學持續招收博士碩士，而且在全國各大學都開文藝美學這門課，而山東大學還成立了教育部“文藝美學研究中心”。胡經之先生在全盤西化的語境中，以大的理論勇氣建立了中國特色的中國文藝理論新流派——中國文藝美學流派！我認為，由北大創立的文藝美學學派不應該在北大中文系中斷。不可想象，缺失了中國身份、中國立場、中國經驗、中國美學價值關懷的文化建設將是蒼白的。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弘揚美，倡導美，抵制丑，呼喚美；抵制全盤西化，呼喚中國文化立場。一些人不重視我國學者自主創新的新學科——“文藝美學”的情況，急需改觀！

黎瀟逸：在上個世紀80到90年代，中國的文藝理論界沉浸在譯介西方理論的熱潮之中。這樣的熱潮是否持續到了當下？您的學術視野又怎樣的轉型？在21世紀20年代，我們應當如何看待中西方理論的地位和重要性？

王岳川：我從西學到中學的中國問題研究的延伸，表明我知識結構、心理結構和心性視野的內在調整，也是我對自我思想的清場。我關注時代，但不關注時髦，而是關注在時髦的當下被拋棄被遺忘的學術思想和隱蔽不彰的問題根源。因此，關注當代僅僅是在“問題意識”層面上的，而超越時代和學科領域的制約。在做西學的二十年（1981－2000）我不是全盤西化的拿來主義者；在做“中國鏡像”“發現東方”二十年的學術理路中（2000－2020），我的立場也不是民族主義的。我在寫作出版了四十多部中西文論和美學的學術專著以后，感到應該從全球性視角出發，從生命體驗和文明變遷的角度追問困擾人類生命心性的共同問題，在人類文化現狀和未來發展的坐標軸上反思中國形象和人類文化走向。在“發現東方”中申說中國文化的美麗精神，在“文化輸出”中重申全球性的學術舞臺上“東方聲音”不應該被淹沒?？梢哉f，西學只不過是我真正學術研究——中國問題研究的背景，我需要全球化時代西學背景的深度闡釋，故而我研究西學，將其作為一種方法論，而非將其作為一輩子研究的終極歸宿。從西學轉入中國文化的研究，是我學術生涯自然生發出來的必然趨勢，我的學術的最終目的是“當代中國文化闡釋和理論創新”，所以我提出了“發現東方”和“文化輸出”。

黎瀟逸：除擔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和文論室主任，您還是北京大學書法藝術研究所的所長，以創作實踐和理論拓展來弘揚“文化書法”的主張，您所倡導的“文化書法”、“文化輸出”，在當前的國際環境和世界格局下，有什么意義和作用？

王岳川：提出“文化書法”的前提是對全球化時代中國文化處境的深層思考。我認為文化可以分為四個層面，一是器物類即科技層面，二是制度層面，三是思想層面，四是價值層面。第一層可以全球科技一體化，因為科學無國界，西方先進科技可以全盤“拿來”；第二層可以結合中國特色大量引進，成為制度并軌；第三層強調思想對話化，通過重建哈貝馬斯所說的“交流對話”平臺，可以達成一定的“文化共識”，第四層是民族文化的根基和血脈，對一個民族的存在具有文化生命和核心的意義。這表明，不同民族文化之間不可能“同質化”“一體化”，只能相互理解尊重差異而走向“差異化”。事實上全球化并非完全是一個同質化的過程，而是逐漸差異化的過程，也就是從同到異、同中有異的過程。這一差異化的過程促使了多元文化的發展。在這一差異化多元化的全球語境中，中國文化理應發出自己的聲音。

近二十年來，我的主要工作是圍繞“發現東方”和“文化輸出”展開的，強調中國文化的“身份立場”，并將思想中國或文化中國的理念以及當代中國的思想、學術和藝術可持續地進行“文化輸出”，呈現給世界以恢宏、雅正、剛健、渾厚的中國“新文化形象”。正惟此，我把書法作為世界重新發現東方和中國文化輸出的第一步。中國書法是東方漢字文化圈的標志，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編碼。書法是書寫文字尤其是漢字的藝術，在世界各類藝術中只有書法和文字結合得最為緊密，一提到書法就不可能不提到漢字。漢字是中國文化的最重要的載體，沒有漢字審美書寫的中國文化是難以想象的。

北大“文化書法”初創和發展殊為不易，遭到不少小人的攻擊。我常想，蔡元培先生當初之所以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大抵在于西方有基督教、中東有伊斯蘭教，印度有佛教，相對而言中國的宗教觀念最為淡漠，所以只能以美育來替代宗教。要讓中國人完全信仰金錢不可能，完全信仰某種主義也不可能，徹底皈依基督教、佛教或儒教同樣不可能，那么包括書法在內的藝術，是否可能作為一種暫時替代品或者中介，在這個虛無主義和消費主義時代給人以某種希望呢？然而，“美”今天被很多人質疑，而“丑”卻被太多的人把玩，這使從事藝術者陷入二難處境。從正面看，當代審美范疇空前擴大，過去是“美”、“優雅”、“和諧”，今天卻可以有“荒誕”、“黑色幽默”、“百色寫作”、“丑陋”、“惡心”等。借用光譜學來說，過去主要是紅黃色暖色調傾向，而今已經有諸多陰暗的冷色調出現。作為美學理論的研究者面對這些時不能扼殺，而應給與恰當的評價。從負面來看，這些冷色調如果成為了主色調，那么人性良知和神性光輝就有可能被掩蓋。因而在“以美育代宗教”失范之時，要掂量的是有人用什么樣的“丑育”來代宗教，如果讓那些惡心或極端的“試驗藝術”來代宗教，可能會產生更多更大面積的精神生態失衡。

我之所以在2003年北大書法所成立時提出“文化書法”，基于我這樣一種認識：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人在物質上一定不能沉淪到消費主義文化中，在精神價值上也不能降解為虛無主義化。中國是處于前現代農業大國向工業文明和后工業文明轉型的復雜語境中。一個喪失了母土大地的藝術家將是沒有生命的藝術家，就像古希臘神話中的伊卡洛斯一樣憑蠟做的翅膀飛向高空，但最終被太陽融化而跌回大地。因此，我采取一種務實的態度，堅持“文化書法”就意味著強調東方“文化價值”的新的生命形態，一方面審視文化中國有生命價值之“經”，另一方面整合西方思想藝術中有意義價值的之“緯”，以我為主求實創新，形成人類新文化的“經”和“緯”。正如聯合國主管雅克·布道所說的那樣：“今日之世界并非一個共同體，她之所以飽經暴力沖突和侵犯人權之難，乃是因為她缺乏能夠以一種合作與和平之文化來替代一種競爭與不信任之文化的政治制度和共享價值。具有這些政治制度和共享價值的共同體必經深思熟慮之努力而精心建構?！?/p>

書諸葛亮《誡子書》 王岳川

黎瀟逸：從全國各高校范圍來看，中文系的存在有何文化意義？

王岳川：中文系在中國學科歷史與未來的獨特價值是什么？我認為中文系弘揚文學、語言、漢字、美學，在中國學科發展中非常重要的地位——培根鑄魂。它的獨特價值是什么？是塑造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和對自己自身文化的價值認同。我們知道，中文學科對社會、對人類很有價值的部分，在于它對心靈的塑造和人格的完成。舉例說明：二戰結束后，德國圖賓根大學的校長面對廣場上幾萬學生說：學理工科的孩子們抬起你們的頭，因為你們是時代的列車！人文學科的同學們低下頭，覺得毫無價值沒有存在感。這位校長轉頭說道：學人文學科的孩子們抬起你的頭，因為你們是時代列車的司機！人文學科的同學們瞬間明白了任重道遠的重量，因為時代列車需要方向、需要遠景，需要人文駕駛。

中文學科當然是文化軟實力，而且是軟實力中的重中之重。所以它主要培育的是對文化的根本認同，對中國魂的認同，對中國立場的認同。中文系要培養什么樣的人？從理論上講，要培養認同中國身份、中國立場、中國審美的人。也就是說，不是匍匐在西方面前，不是認同西方繼父的身份。相反，是對中華民族自身的一種認同，對中國文化立場的堅定的守衛者，對中國審美的國際傳播者。中文系在大國崛起當中，在今天的經濟大潮變得不太重要，但那只是表象，而根本上它是很重要的。馬克思曾經說過，世界發展有三個階段，第一，人類是“自然人”；在社會的發展、教養、教育過程當中，人逐漸去掉了一些欲望，進入了文明時代，這個時候成為“社會人”；最高境界是“審美人”。從自然人、社會人，到審美人，是人類發展不斷超越的三個階段。而中文系是社會人到審美人的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今天，頂層設計用一種簡潔明快的語言告訴全民：大中小學生要培養“美育”精神、審美精神，知道美丑、崇高、優美等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文系培養我們中華民族的審美精神和藝術精神非常重要。

北大中文系在百年的北京大學的發展史當中具有怎樣的重要的地位呢？可謂大師林立，影響深遠。我把它分成三代：第一代“五四一代”，有魯迅、胡適、沈尹默、劉半農等，可以說如雷貫耳；第二代是四九年“解放一代”，可謂名師眾多：游國恩、楊晦、王力、俞平伯、沈從文、林庚等；第三代是“新時期一代”，也就是說七七級以后這批新生的學者。但是我們認為當代無史，他們還在發展變化當中，還沒有定性，誰能成為名師，還有待歷史的檢驗。

黎瀟逸：北大中文系在文藝學方面有什么突出的優勢？在哪些方面有所欠缺？我們應該怎樣改進和彌補？您在中文系已經從教三十余年，對于文藝理論學科本身，需要的是愈加本體化的“提純”，還是在“問題意識”層面上做出超越時代和學科領域制約的探進？您對文藝學學科未來的發展有怎樣的期許？

王岳川：文藝學包括三個方面：文學史、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文學史背后的學理依據是文學理論和批評，這構成對思潮、作家作品的合法性評價機制。北大中文系文藝學在中國文藝理論界影響很大，出了不少知名的學者專家。在馬列文論、文藝理論、古代文論、西方文論、文藝美學、文藝心理學等方面都各有建樹，獲得文藝理論界的高度重視。

但是，整個文藝理論界也存在一些問題，需要“三省吾身”，嚴于解剖自我。20世紀一個世紀已經過去，文藝理論家還提不出自己的原范疇、體系、思想，還不應深切反省嗎？文藝理論介于文學和哲學之間的困惑性在于，我們不能不作形而上的思考，但是當我們進入這種純理論思維時，卻不期然地失落文學的豐滿感性體驗意味；而當我們沉浸于文學的感性意味中，卻有可能喪失了超越性的生命感悟和理性澄明性。在我看來，當前文藝學研究存在著泛化的弊端。一是泛文化化——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但言不及義；二，泛商品化、消費化，沒有精神穿透性，對低俗文化現象善于合法性解釋，而很少深度反思；三，泛身份化，文學批評家喪失了批判精神和嚴格把關精神，人們在談問題時會出現身份意識淡泊的傾向。面對文化和文學觀念的論爭，面對西方各種流派共時性地進入中國學界，學界的浮躁成為一種“現象”，可以說，近20年來，文學理論面臨成堆的問題的同時，也出現了淡化或放棄思想的征兆。比較明顯的有：熱衷于表面的各種會議多，到處辦會和開會，個體獨到精深的思考少；觀點左右上下搖擺多，堅持數十年如一日探索少，理論的鉆頭精神更少；關注純理論思辨多，從事當代問題與問題的解決少等。

一個民族的文學理論是時代的風向標和精神的溫度計。如果我們只是聽從一種霸權主義聲音的訓導，而不再或者不想再發出自己的聲音，就會出現所謂的“文論失語”的“不聾而啞”甚至“又聾又啞”現狀。事實上，在多極化的世界，任何一個小民族、小語種、小文化都可以發言。但只有那些不斷堅持發言，不斷地可持續地爭取“文化發言權”的民族，才能不因為文化精神的“啞”而成為西方“頭腦國家”的一種文化擺設——“肢體國家”。我們要自己在“他者鏡像”中提出“新世紀中國問題”，而且還不能文藝和美學自戀和自我自足，相反要將這種有效的思想變成人類性和世界性問題。中國文化作為亞洲漢字文化圈中的重要文化發源地，應該成為東方文化的重要代表，達成這一點需要我們真正意識到：新世紀的世界學術重要問題就是“發現東方”并重新“闡釋中國”！

陸游《游山西村》句 王岳川

值得欣慰的是，一批真正的理論家，仍在思考和寫作，他們多年的思考濃縮在自己的著作中。在這40年理論風雨中，我們能夠逐漸走出獨斷論的話語框架，能夠更具有開放精神談論當今世界各種不同的思想和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批具有探索勇氣和思想創新意識的理論家艱苦努力的結果。他們承擔了巨大的理論風險，受到了各種數不清的攻擊和壓力，為中國的學術發展和文學理論的拓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應該說，在這些文藝理論開拓者的身后，又成長起一批新的文藝理論家，他們在前人開辟的理論基點上，進一步從事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學理論和文化分析，關注現實若干知識學和文本美學問題，關注各種復雜問題及其問題背后的話語權力運作，并力求透過“問題”審視“主義”，進而從思想深處進行自我思想清場。

中國學者不應照搬和移植西方文藝理論，而應在與西方文論參照對比中，整理、分析、總結自己的當代文藝理論，進而建設中國當代文藝理論體系。當我們真正把握了20世紀西方文藝理論的真實意義，真正領悟了當代中國文論下潛藏的存在本體論意義空洞之時，我們的知識型將有全新的結構。在文藝理論和美學研究的深層，涉及到一個遠為深邃而且相當重要的問題，即中西文化精神的走向問題。要建立當代中國的文藝理論體系，必須首先清楚西方文化和文論的主要趨勢和價值取向。只有真正弄清了西方文論的“文化靈魂”，同時也認清了我國文藝理論急待鼎新革故的方面，才可能取長補短，揚優棄劣。

文化強，則國家強，文化興，則國家興。中國文藝理論和美學方面，有這樣一些名師，他們致力中華民族崛起與世界民族之林，使得中國文藝學和美學成為全世界所共享的東方資源。這些名師是：宗白華、朱光潛、錢鐘書、季羨林、李澤厚等等。我相信今天的優秀學者已經超越了民國的學者，起碼馮友蘭的哲學史在某種意義上比胡適的半部哲學史要高；起碼季羨林的東方學比民國很多的學者要高；起碼宗白華的美學比民國時期那幾個美學家要高。我們大可不必自卑。而且我們新一代的，1977年高考的新一代的學者，他們正當盛年，他們到了晚年，到了80歲、90歲，乃至百歲，他們一定會得出可喜的成果。

黎瀟逸：近年來，“回歸經典”成為學科關注的熱點和潮流。您在多年執教中所確立的中西文化研究互動和中國立場、所堅持的“國學根基、西學方法、當代問題、未來視野”的四條法則是否在和這一熱潮保持著某種對話關系？是否有可能尋找一個中國文藝理論的主體位置？

王岳川： 我把自己做學問的方法歸結為“國學根基，西學方法，當代問題，未來視野”?？梢哉f，這十六字“心經”是我在長期以來做學問的一點體會。沒有這四條法則，學問可能只是知識性的積累，而不會產生思想性的飛躍。正是依據這古、今、中、西的問題意識，使得我在大學時代注重對中國古典文化的研讀，研究生時代則轉向現代西學的研習，在執教北大多年后，則轉向中西文化研究互動和中國立場的確立，這是一個在轉型的“否定之否定”中精神深化和人格修為的過程。

2003年北大書法所成立的時候，我提出了“回歸經典，走近魏晉，守正創新，正大氣象”十六個字作為“文化書法”的基本定義。我堅持認為：中國新世紀的守正創新的大國文化不是霸權性文化，不是“中國威脅論”的沖突性文化，不是西方人眼中的愚昧落后衰敗文化。中國文化是具有境界的精神文化，是懷有天下觀博大精神博愛文化。在此意義上，中國文化的新世紀輸出是對全人類未來的貢獻。我們應努力進行中國文化輸出，使中國文化和藝術逐漸世界化變為可能。

當今世界正在興起一種“回歸經典”的文化大潮。中國文化學者應該在回歸經典中“守正創新”，在“物質現代化”進程中開始實現“精神現代化”。中國現代化必須從本民族高度向人類共同高度出發，堅持文化拿來輸出中的自主創新，使中國思想成為人類思想，進行可持續的文化自我更新，進而走向綠色生態文化，知識創生文化。

黎瀟逸：您曾在文章里談到：學術不是進身之階，不是驕人之本，不是霸權話語，學術只能是“天下之公器”。應該如何理解這個“天下之公器”？基于您所秉持的這種精神態度，您對中文系有志于“以學術為業”的學子們還有什么寄望？

王岳川：學術是二三素心人潛沉商量的情懷，而不是大呼隆大躍進。學術人生由無數個短暫構成，珍惜每個稍縱即逝淑短暫，積淀每個美好短暫的經驗，會形成學術智慧。真正的寫作是用命換的，人都是趨懶動物，怎么舒服怎么且過。有的人一輩子悠然而過，有的人卻著作等身。只有少數人明白人生短暫，才會用命寫作！明乎此，我才堅持：學術不是進身之階，不是驕人之本，不是霸權話語，學術只能是“天下之公器”。

進一步看，學界應該放棄那種文化失敗主義和文化自卑主義，而清醒地認識到：文化定輸贏，和諧救人類！新世紀文藝理論話語轉型不同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處在于：八十年代有太多的“發現西方”的“拿來主義”情結，而今有更多的文化自覺的“發現東方”和“文化輸出”的新眼光。

古代知識分子心中有“天下”，故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國人心中的“天下”，是中華民族生老死葬的這片熱土。如果一個藝術家，一個美學家，一個作家，一個畫家，一個書法家，不愛這片熱土，心中沒有天地，沒有天下，而且還沒有公正公平公信的“公器”，文化軟實力可能就真的“一手軟”了。我認為“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全在于學者用公正的心去研究學問。我不相信一個目無“天下”的學者能夠把學術變成“天下之公器”。如果他不知道有天下，那么他所做的學問只是為稻梁謀的學問。如果說，“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是北大百年無數先賢風骨精神和理想人格的真實寫照，那么，“發現東方”和“文化輸出”則應是新世紀學人一代傳一代的歷史責任和使命。

我堅信：關系人類命運的中西文化交流關系，不再是19世紀的“中體西用”，或20世紀“西體中用”，而只能是21世紀的“互體互用”，使民族主義和冷戰立場讓位于人類的互相理解和文化互動，使東西方消除文化誤讀，使人類的未來成為東方和西方共同關心和構筑的遠景，那就是我的終極向往——“人類之體，世界之用”。作為東方大國應該深思，中國文化應該怎樣創新并持之以恒地輸出！中國應該站在人類思想的制高點上來思考人類未來走向，文藝理論創新和超越應該共建新世紀的人類文化藝術精神坐標！中國崛起將不是中國越來越像西方，而可能是西方世界開始吸收中國經驗智慧！

我在北大中文系教學已經三十二年了。我認為北大的情懷，中文的精神體現在腳踏實地的學術探索和教書育人中。北大是有魂的，未名湖是有魂的。中文系培養的人是有情懷和遠景的人。希望中文系新一代學者和青年學生們，把這一百年優良傳統，一代一代發揚光大下去！

書《孟子》句 王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