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教授學術研究中的文化境界

時勝勛

（北京大學中文系）

　　2019年，王岳川新著《當代西方美學主潮》一書由黃山書社出版。如果從1985年攻讀文藝美學碩士算起的話，王岳川的學術研究至今已有35年，而如果從其最早的本科畢業論文算起，他的學術研究已有40年，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對學術矢志不渝？學術對他究竟意味著什么呢？帶著這些問題，我們來閱讀王岳川。

《當代西方美學主潮》(2019)

一、西學研究的中國立場

　　王岳川在北京大學以研究“后學”而著稱。他的《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是國內第一部全面介紹反映在思想、哲學、文化、詩學、美學等領域的西方后現代主義重要學術專著，開時代之先河。其后，《后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后現代后殖民主義在中國》《中國后現代話語》《后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一發不可收拾，共同構成了王岳川的后學研究，奠定了他在中國后學領域第一小提琴手的地位。除了后學，現象學是王岳川的另一重要研究對象?，F象學的“朝向事情本身”實際上構成王岳川學術研究的另一支點。王岳川醉心于現象學多年，先后出版了國內第一部現象學文論研究專著《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翻譯了國內第一部現象學文論專著《文藝現象學》。

《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1992)

　　后學、現象學研究之后，王岳川還追求一種整體的文化視野，試圖對整個20世紀的西方哲學、詩學思潮做出體系性與理論性的說明?！抖兰o西方哲性詩學》一書正是這一體現。這本著作的獨特之處在于首次提出“哲性詩學”這一嶄新概念，將論述的重點放在詩學發生的當代哲學語境和文化場域之中，這種現場感與時代感成為該書的重要特色。

　　如果說后學研究與現象學研究是王岳川得以確立其在中國文論界的重要地位的話，那么其寫于1985-1988年的《藝術本體論》就是王岳川的早期學術奠基之作，其文字之優雅純美，思想之鞭辟入里，十分耐人尋味。本體論方法的引入打開了新的問題視野，王岳川的《藝術本體論》也成為國內第一部研究藝術本體論的著作。

　　進入新世紀，王岳川的西學研究也并未結束。2008年，王岳川著《當代西方最新文論教程》出版，將中國的西方文論研究不斷向前推進。全書最重要的方法論是流派化、人文化和對話化，直觀立體地反映了20世紀以來西方文藝理論的復雜多姿的思想風貌和人文景觀，同時又以東方學者的入思態度對西方文論的是是非非做出自己的清晰客觀的評價。2019年，王岳川著《當代西方美學主潮》出版，對解釋學接受美學、解構主義美學、后現代主義美學、后殖民主義美學、文化理論與美學、生態主義美學六大美學思潮進行系統呈現，是其長期西學研究的篩選與整合，并表現了西學研究“中國化”的價值訴求：“新世紀西方知識界將目光轉向東方，必將給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模式和社科認識模式以新思維，并將被西方中心主義邊緣化的東方知識界，帶來重新估價一切價值的勇氣和重新尋求人類未來文化新價值的文化契機?！蓖踉来▽⑽鲗W研究真正融入到本國文化思考之中。

　　后學、現象學、本體論與西學中國化是王岳川西學研究最為突出的成就。由于對西學方法論視野的重視，使得王岳川既能深入西學內部，又能超越西學，而進入對東方問題與人類問題的充分關注。王岳川研究后現代主義，是堅持尋求全球后現代語境中的中國現代性出路，研究后殖民主義，是要超越后殖民主義，強調一種“后東方主義”的世界主義的文化立場。這一切均可見出其學術研究中所體現出的清醒的思想自律與文化自覺。

二、經史子集的國學闡揚

　　如果說西學是王岳川的一翼的話，那么另一翼就是國學，這體現了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回溯與重建。王岳川的國學研究主要圍繞以經、史、子、集四部為代表的中國古典學問展開。

　　作為文藝理論家，集部是其專業領域。王岳川的集部成就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體現了出來。他的本科畢業論文是《杜甫詩歌意境美》，率先用美學（意境論）的方法進行研究。王岳川1985年參與三卷本《中國古典美學叢編》和三卷本《中國古典文藝學叢編》的資料梳理出版工作，對中國古代美學與文論有了一次系統的學習、研究與體會，也奠定了他日后古代美學與文論研究基礎。

　　在子部，道家研究是王岳川學術研究的重點。王岳川的《老子》研究已經獲得了中日兩國學界的認可。他在日本金澤大學研究、講授《老子》，并發表近三萬言的日文長篇論文《老子的“道”中心主義》，被認為是日本研究老子的經典。而他對《莊子》的研究也不乏精深，在北大高研班多次講授《莊子》。子部的藝術類，王岳川也用功甚多。1993年，王岳川與金開誠主編的250萬字的《中國書法文化大觀》，將書法與文化緊密相連。同時，他還在中央電視臺《中華文明之光》欄目中擔任《王羲之》《唐代書法》《宋元繪畫》《印文化與文人印》等專欄的專家級撰稿人與主講人，深入淺出地呈現以書、畫、印為代表的中國傳統藝術的精髓與魅力，充分展示了他中國藝術史研究的深厚造詣與敏銳眼光。

　　在史部，王岳川雖然并沒有出版和發表類似的著述，但在其著作中大量使用歷史文獻資料，尤其對三國史、人口史、邊疆史、中外交通史、經濟史等有敏銳把握并加以運用，使其學術研究具有歷史的厚重性。王岳川還對地理學懷有少見的熱情，其中國西部文明研究、西南地理研究、東北亞地緣文明研究、中外交流史研究等別開生面，他的“中國兩河文明”說、“為夜郎文化正名”說、“玄奘精神和西游因緣”研究，“大陸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時代”說、“西方文明受東方影響”說、“現代化東化說”、“高句麗研究”等，都是深入歷史并立足當代的文化思考，具有獨特的當代文化意義，不僅為重新認識歷史提供了借鑒意義，還為對未來世界文化發展的審視提供了嶄新的思想視角。

　　王岳川對經部的造詣尤深，特別是“四書”學研究。1999年在《日本金澤大學學報》上發表三萬字長篇論文《孔子“仁”學思想的意義》，引起廣泛關注。在2003年出版的《發現東方》中關于孔子的研究更呈現出其經學研究的氣度和規模。5年后的2008年，王岳川集數年之功的《大學中庸講演錄》一書出版。全書旁征博引，出經入史，史論結合，既有詳細的學術史疏理，又有當代學者對話和中外文化互釋，展現了王岳川國學研究的嚴謹性和大文化視野。在《大學中庸講演錄》中，王岳川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中國立場定位——反對“去中國化”和堅持中國文化世界化。王岳川國學研究中堅持中國立場，強調對生態文化、世界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關注，無疑具有重要的思想啟發意義。

《大學中庸講演錄》(2008)

　　王岳川能夠在研究西學的時候深入國學內部，這不能不說是他的一種文化價值的選擇，并且在他的言談舉止與著述行文中，國學都是其生命底色和文化身份。會通中西成為王岳川這一代堅持中國立場的知識分子的學術身份和價值情懷。

三、為中國文化“去妖魔化”

　　東方問題并不是突然躍入王岳川的視野的，而是在他者鏡像的讀解與反思中逐漸浮現的，這必然涉及東方合法性、文化身份等問題。從文化高度著眼，傳統中國文化與當代中國文化研究對新世紀“中國形象”的重建有著重要意義。

　　王岳川深刻意識到國際學術語境的變遷，即從后現代主義轉向后殖民主義，國際上對文化身份的重視越來越突出。在西方享有盛名的東方主義研究大家賽義德對真正的東方——遠東著墨甚少，這使得東方遭遇自我身份的表征危機，它在國際文化中的缺席已經嚴重影響到了世界文化生態。作為東方大國的中國，其缺席不僅是歷史的——五四以來，中國文化長期就被污名化，也是現實的——中國文化處于政治、社會、國際文化交流的邊緣狀態。20世紀中后期以來，日本、韓國等相繼崛起，東方文化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南亞大國的印度也在爭奪東方文化的代表權和發言權。加之美國對亞太地區的重要影響，可以說，中國在東方地緣文明中的處境并不樂觀。1990年代以來，王岳川就關注中國文化身份問題，著有《文化話語與意義蹤跡》《中國鏡像》《全球化與中國》等書，加以闡發。經過長期思考，王岳川在2002年首次較為系統闡述了“發現東方與文化輸出”兩大文化理念，將中國文化的意義與價值擺上了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議事日程。2003年，《發現東方》一書的正式出版，更標志著王岳川關于中國文化戰略思想的系統展現，2011年出版了《發現東方》修訂版以及《文化輸出》，進一步系統化自己的思考。

《發現東方》修訂版(2011)

《文化輸出》(2011)

　　在王岳川看來，發現東方是要發現東方有意義、有價值的而被遮蔽、被廢黜、被妖魔化的文化精神和生命血脈。發現東方不是簡單復興東方，而是再造中國文化新形象、新氣象與新精神，為中國文化正名。東方的“三和”文明（家庭和睦、社會和諧、國際和平）、“生生之謂易”、“道法自然”、“道不遠人”、“天人合一”、“修齊治平”、“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對天人關系、人倫關系、人類關系的獨到看法都表明了中國文化特有的人性安排與社會文化安排，在當代世界日益顯示其重要性。

《后東方主義與中國文化復興》（2009）、《文化戰略》（2010）、《大國文化復興》(2017)

　　在發現東方與文化輸出的浩大工程中，發現和輸出東方書法文化尤其獨特。書法以極簡的黑白二色而能窮極天地萬物，其生命的飛動性使得書法成為東方哲學的集中體現，是西方所無的獨一門中國藝術。在此，書法必然成為文化的書法，它不可能只在所謂的美術中討生活。王岳川在書法文化領域不僅有自己成系統的書法研究論著，還于工作之余，玩味書法，不以書法家自居，而是身體力行地推進中國書法文化的世界化。

四、知行合一的文化擔當

　　在王岳川看來，要讀萬卷書，必行萬里路；既要做理論研究，又要做文化建設。這深刻體現了王岳川的“知行合一”的人生原則。作為實踐家的王岳川不僅在文學研究上成就斐然，還在書法、篆刻、繪畫、舞蹈、音樂、電影、電視、傳媒、大眾文化與當代藝術等方面有著相當的理解和研究。他有著扎實的藝術功底和藝術成就，在二胡、鋼琴、書法篆刻、國畫等方面，有相當的造詣。其出色的演講才能也令人驚嘆，他還是富有成效的學術組織活動家，并且自覺擔當著社會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默默實踐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無私忘我的中國士大夫文化信念。

《季羨林評傳》(2016)

　　王岳川用實際行動切切實實地推動著中國文論、文化研究及其世界化進程。在1996年至2000年，王岳川主編了一套60卷本的“20世紀中國學術文化隨筆大系”大型叢書。1998年至2000年，他主編了一套9卷本的“20世紀西方文論研究叢書”。2005年，他還參與主編了“文藝學前沿研究叢書”。2016年，為進一步落實發現東方與文化輸出的戰略，王岳川策劃主編了10卷本的“中國當代文論家、美學家評傳叢書”，并撰寫《季羨林評傳》，系統穩步地向世界推進中國20世紀的文論大家和美學大家。此外，王岳川還主編了《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下卷）《文藝學美學方法論》《媒介哲學》《西方藝術精神》《后東方主義與中國文化復興》等，力所能及地為推進中西文化對話與當代中國文論文化建設貢獻力量。王岳川還經季羨林先生授權主編了4卷本的《季羨林學術精粹》，集中呈現了東方學家季羨林先生的重要學術成就。

《中國書法文化大觀》(1995)

　　在書法文化活動方面，王岳川與金開誠先生主編的《中國書法文化大觀》已被韓國等國家認為是“書法的圣經”，其全面性、權威性、經典性日益獲得國際化的認可。在季羨林等學者的大力支持下，他推動創辦了北京大學書法藝術研究所，上接五四時期蔡元培先生建立的“北京大學書法研究會”，以“回歸經典、走進魏晉、守正創新、正大氣象”為方針，傾力推動中國書法文化的發展，為此他辛勤地投入到書法研究生、名師班的教學工作，主編“北京大學文化書法研究叢書”（6種），其中他撰寫或主編的有《書法身份》《書法文化精神》《中外書法名家講演錄》（上下），主編集刊《文化書法》數期，主編百萬字《文化書法美學立場 論文集》等理論著作，以及《簡明書法史教程》等中小學書法教材6種，推進北大書法所師生國內外書法展，奔走各國傳播國學與書法，還主編“北京大學書法研究生班作品精選集”（第1輯10種、第2輯10種）以及7屆高研班、名師班結業作品集，其不斷地推出書法新秀尤顯師者擔當與長者風范。

　　盡管主編、策劃、組織等活動費時費力，但這種“學術者天下之公器”的意識正說明，王岳川超越一己之學術，而將學術、思想、文化作為人類的共同使命，努力開拓嶄新的學術空間，使得他很少有時間過一天悠閑的生活，滿腦子都是中國文化的明天。選擇了一種充實的生活就不得不拒絕一種匱乏的生活。因為他曾經說過：“這個世界太豐富了，學者選擇了學術就難以太豐富地擁有這個感性世界，不過他卻可以通過思想的穿透性把握這個世界的意義，并力求賦予這個世界以某些新的意義?！?/span>

五、君子不器的境界追求

　　王岳川的學術研究是富有前沿意義的，這一點為學界所公認，而他將學術視為生命，也并不為過。生于1955年的王岳川，是文革后恢復高考第一屆大學生，1977年考入四川大學中文系。作為這一屆大學生，他有清醒而自覺的歷史意識和文化意識，相比如今的大學生，他們曾經的瘋狂與熱望似乎已成絕響。1982年1月大學畢業之時，26歲的王岳川就以9萬字的長篇畢業論文《杜甫詩歌意境美》出色地完成了大學學業，而更令人感動的是，6年后他在北京大學獲得文學碩士學位的時候，其畢業論文《藝術本體論研究》初稿總字數已25萬字。僅就其數量而言，就足以表明王岳川對學術懷有一種難以遏制的熱情。雖然數量不代表一切，但是他堅信，偉大的學術成就必然是由數量作為臺基的。因為金字塔沒有寬闊的底座就無法保證它的高度，故爾王岳川也不愿做那種“一本書主義”的所謂專家。

　　王岳川以優秀成績留北大任教后，仍以巨大的生命熱情投入到前沿學術探險中去。在北京大學他曾被人稱為學術上的“拼命三郎”。然而，“拼命三郎”的代價是：1994年7月，王岳川為200多萬字的《中國書法文化大觀》編輯校訂工作而日夜忙碌焚膏繼晷，由于勞累過度而持續一周高燒幾乎丟了性命?？梢韵胍?，讓他如此拼命的正是因為有他“高山仰止”的學術，也有他“游心太玄”的藝術。在某種意義上說，王岳川既具有智者的慧眼，又具有美學家的童心。正是超強的勤奮忘我與詩意的文化情懷，為他日后的成就奠定了重要基礎。正是帶著這份誠意，王岳川在學術文化的道路上筆耕不輟，身體力行，在多個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就其大要而言，有十個方面：

  其一，西學方面的后現代主義與西方文論研究，這是開拓性的20世紀西方文論研究。

  其二，國學《大學》《中庸》《論語》《老子》研究，強調東方生態文化的國學新價值。

  其三，提出新觀念：“發現東方”，在20世紀末預判了全球性文化新趨勢。

  其四，提出新實踐：“文化輸出”，讓被遮蔽的“東方”重新被世界認識。

  其五，創立書法流派：“文化書法”，倡導回歸經典走進魏晉的大雅之美。

  其六，最早提出：“守正創新”，挖掘大國書法形象重塑的深層動力。

  其七，最早提出：“正大氣象”，探討中國崛起與重鑄書法文化品格。

  其八，提出：“再中國化”，反思和批判“妖魔化中國”，推進“再中國化”的輝煌。

  其九，提出：“太空文明”，預判了超越海洋文明的未來新文明。

  其十，“中國文化世界化”，探索大國文化復興的和諧文化走向世界的歷史必然。

　　王岳川是書齋型的學者，耐得住寂寞，坐得冷板凳，經年累月地在夜闌人靜之時艱辛地從事著思想分泌的工作。同時他也是實踐型的學者，不斷提出新觀點新看法并積極落實。他積極踐行，不辭辛勞地在國內外大學、圖書館、電視臺等機構與場合進行數百場學術演講報告。這種“不問收獲，只問耕耘”的人生形象曾感動過無數人。王岳川是將學問、文化、藝術與人生合在一起的，通過不斷將自己對中國思想、文化、藝術的理解傳達出去，希冀成為整個民族可供選擇的方案和聲音，進而為整個世界文化生態的發展提供參考性意見，促進人類文化的發展。

　　展開書稿，王岳川教授是一位嚴謹的學者，筆耕不輟；走進教室，他又是一位寬容的老師，甘為人梯。王岳川強調學為人師，行為世范，修身為本，教學為先，對學生要求既嚴格又寬容。從1993年初僅37歲就破格晉升為正教授，25年來，培養的博士、碩士、訪問學者等百余人，不少都成長為學界骨干。每一篇學位論文上都留下了他鞭辟入里的批語和細致入微的修改建議，使學生茅塞頓開又感動莫名。王岳川先生引領學生們走向學術之途，敬畏學術，敬畏思想，在思想偏激時給予及時的引導，在學術陷入困境時又以犀利的思想激勵其前進，有了學術成果時，又會由衷地為之高興，他無私地將自己的思想與學生一起分享，使人感受到師恩的偉岸，他還將“細節決定成敗”的原則教給學生，使大家體悟到中國文化所體現的“致廣大而盡精微”和“止于至善”的精神高度。他嫉惡如仇，一身正氣，又全無私念。這種言傳身教，春風化雨，給學生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作為一位成就卓然的當代理論家，一位具有前沿拓展意識的著名學者，王岳川的學術并非固定在某一領域，而是不斷擴大、回旋往復，他跨越多個研究領域，其多才多藝也為人所稱贊，并且還奔走于社會文化實踐領域，這使得他的學術研究呈現出明顯的大文化景觀與深厚的人文價值關懷。說王岳川是個才子，顯然是不準確的，他是一個少有的具有傳統意味的文人——有才情，有思想，有文化，有天下。

　　孔子說：“君子不器”。朱熹解釋說：“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梢?，君子的意義在于他不命定般地將自己定型在一個領域，不應像器物那樣有容量之限制，而是多才多藝，甚至是無所不通。君子度量寬宏，胸襟博大，氣度似江海納百川，以寬廣的胸襟來看待萬事萬物，力求上下古今中外無所不通，最終在“德體器用”中達到“一以貫之”之“道”！這種狀態就是我們久違的東方文化境界追求，它雖然飄逝已久，但卻散發著永恒的魅力。

王岳川教授簡介

  王岳川，男，漢族，1955年生于四川省安岳縣，原籍重慶合川市。1982年畢業于四川大學中文系，198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1993年以來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F任北大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學書法藝術研究所所長，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兼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國際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全國）教育書畫協會副會長、高等教育書法分會常務副會長，香港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日本金澤大學客座教授，澳門大學人文學院客座教授，復旦大學等十所大學雙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