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琦寫意肖像畫本源

李 琦，(1928.9—2009.8)山西平遙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央美術學院教授，文化部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擅長中國畫，以人物畫見長，其肖像畫融匯了中國畫渾然天成的筆墨氣韻和西洋畫的立體、色彩技法，在新中國美術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先后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領導人創作肖像畫，其代表作《主席走遍全國》《永遠活在人民心中——周恩來》《我們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深受人民歡迎。他執著地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的方向，其創作始終反映時代的風貌，雷鋒、時傳祥、李素麗、孔繁森等時代楷模通過他的傳神勾畫而走入千家萬戶。

    “從延安到北京”，如果說王式廓在油畫領域是杰出代表，那么在中國畫領域，就不能不銘記李琦的突出貢獻——李琦實為新中國寫意肖像畫開山手之一。
    20世紀50-60年代之交，學術自由論壇萌芽之際，學者畫家艾中信以他敏銳的思維和開放的胸襟提出藝術風采問題，進而概括為“體驗派”和“表現派”兩種不同路數和類型（見《美術》1962.2期《油畫風采談》）。雖然原是針對當時油畫現狀和發展趨勢而言，卻可推及整體美術乃至藝術領域。我測想，艾師此論，是受到當時盛行的表演體系類型風格相異的啟發（梅蘭芳體系、斯坦尼拉夫斯基體系與梅耶荷德體系）。今天反思，記憶猶新。此論的影響，該是正面、積極的。

    早在“文革”之前，“窯洞畫派”這個名稱，我最先是從李琦那里聽來的。他常常往返于北京—西安，他和石魯繼續著深厚友情：一同外出寫生，一同切磋作畫。我明白，石魯堅持水墨加渾彩、喜愛作巴掌大的黃土高原“小山水”；李琦堅持手不離筆，聽報告也用毛筆作豎行筆記；連同默寫人像，其中都暗藏妙機和默契。石魯《東方欲曉》的構思、靈感觸發來源、成畫過程，以及對“默畫”情有獨鐘，也都是從李琦那里聽來的。這一切使我的藝術精神形影隨之，身同親歷。石魯作為“窯洞畫派”開創者，當之無愧。石魯較李琦年長少許，李琦佩服石魯博學多才，富有傳世的書畫教養；接力石魯的革新獨創精神，與之建立亦師亦友的情誼。我后來發現，李琦的肖像畫越是成熟作品，越具有和石魯藝術相通默會之處，即體驗性、表現性渾然為一，現實、理想渾然為一，神和形渾然為一。

    尤其可貴的是，經歷“文革”致命厄運之后，李琦在這條道路上，既沒有猶豫、沒有彷徨、也沒有搖擺、更沒有中斷，而是加倍堅定、穩步前進。今讀李琦肖像畫秘笈，“以神寫形”的提法和石魯論藝同出一爐，他們重新審視近代以來“以形寫神”的常規慣論，顛覆而破之；對顧愷之傳神論進行新的解讀，從而對中國畫傳承發展，進一步深入探究：理論上不僅要求情理交融，形神兼備，而且求索“以神寫形”，把“神”放到了引領地位，也就是把藝術創作之“心源”這個“主體”放到了“造化”這個“客體”之前，把“表現”放到了“體驗”之上，以此達到藝術創造、主客體之統一，表現與體驗之統一，理想與現實之統一，神與形之統一。從藝術實踐上，李琦作為“窯洞畫派”的呼應者，超越地域之別，趨向與石魯理念相通、文心相印。
    回首“文革”，李琦因造像劉少奇主席（即表現劉少奇與石傳祥談話的《同志》）以致飽經折磨迫害；如同石魯因造象毛主席（《轉戰陜北》、《東渡》）以致飽經折磨迫害一樣。李琦忍受了文人最難以忍受的精神、人格侮辱，石魯遭遇了反人性的虐待被逼病重潦倒、精神失常。